近日,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給哈佛大學捐款1500萬美元引發熱議。該企業CEO張欣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,助學是希望更多中國優秀貧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學教育。昨日,潘石屹也在其認證微博上回應,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。(7月24日《新京報》)
  為了回應網友質疑,捐贈方稱捐助對象是中國貧困家庭學生,反觀公眾輿論,真的是平復了很多。可不得不說是,但凡遇到中國人給外國高校捐款,總能一石驚起千層浪,指責聲不絕於耳,更有甚者將其上升到愛國的高度,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捐款者進行輿論審判,2010年中國學生張磊向耶魯大學捐款後所引發的的國內輿論反彈,就是很好的證明。
  不少輿論的質疑,基本上都是塗上了一層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,即這麼多的錢,為何不捐給中國高校。確實如此,中國高校或許也需要捐款,但捐與不捐,捐多捐少,到底捐給誰,都是捐款人的自由,跟愛國主義沒有任何關係,於慈善本身來講,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存在意識形態滲透的現象,但促進整個人類的文明進步仍舊是主流,所以,對國人捐款對象的過於敏感,就是一種狹隘的慈善觀。
  提到教育慈善跨國界,司徒雷登籌建燕京大學都不得不提。在美國籌集到250萬美元準備建設燕京大學後,當時的美國人並沒有拿著“不愛國”的帽子給司徒雷登扣上,表現得很平靜,相反有質疑的卻是中國人,他這樣回應當時中國人的質疑:“文明不是民族性的,而是世界性的。如果把各個民族的文明融為一體,就能夠加深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瞭解。”這樣的回答所透露出的對教育慈善和文明內涵的理解,真的值得我們反思。
  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確實需要我們去踐行,但需明確的是,慈善是沒有國界的,與愛國不是一個等價命題,不捐款不等於說是賣國,即便是捐款了,也不能說就是愛國,判斷愛國不能僅憑藉一個行為,將愛國主義給符號化。不得不說的是,愛國也沒有一個量化的衡量標準,絕不能將自己的愛國標準強加到別人身上,在道德脅迫的基礎上,暴力解讀他人的行為,這樣的愛國主義有悖於其應有的自由內涵,是要不得的。
  自媒體時代給了每個人一個表達的空間,但表達的前提是建立在價值觀理性的基礎上,但在現實當中總會出現輿論的泛道德現象,動輒對國人的捐助行為上綱上線,就足以證明在思想的維度上,國人還是過於情緒化。胡適曾說過,“寬容比自由更重要”,一個多元化的現代文明社會,最需要的就是寬容,而尊重他人的選擇自由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。
  對待潘石屹的捐款,儘管其已經聲明受捐對象是中國貧困留學生,但即便是涵蓋的範圍更廣,我們也應該尊重和寬容這種行為。需明白,思想和觀點的正義性不是寄托在持有人數上,更不是放置於個人的道德標準之內來打量,狹隘的慈善觀需要糾偏,道德化的爭議必須要摒棄,與其爭論為何國人要捐助外國名校,還不如反思中國高校為何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捐款,相比較來講,後者顯然更重要。
  文/張松超  (原標題:質疑潘石屹捐款是種狹隘的慈善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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