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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給哈佛大學捐款1500萬美元引發熱議。該企業CEO張欣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，助學是希望更多中國優秀貧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學教育。昨日，潘石屹也在其認證微博上回應，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。（7月24日《新京報》）
　　為了回應網友質疑，捐贈方稱捐助對象是中國貧困家庭學生，反觀公眾輿論，真的是平復了很多。可不得不說是，但凡遇到中國人給外國高校捐款，總能一石驚起千層浪，指責聲不絕於耳，更有甚者將其上升到愛國的高度，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捐款者進行輿論審判，2010年中國學生張磊向耶魯大學捐款後所引發的的國內輿論反彈，就是很好的證明。
　　不少輿論的質疑，基本上都是塗上了一層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，即這麼多的錢，為何不捐給中國高校。確實如此，中國高校或許也需要捐款，但捐與不捐，捐多捐少，到底捐給誰，都是捐款人的自由，跟愛國主義沒有任何關係，於慈善本身來講，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存在意識形態滲透的現象，但促進整個人類的文明進步仍舊是主流，所以，對國人捐款對象的過於敏感，就是一種狹隘的慈善觀。
　　提到教育慈善跨國界，司徒雷登籌建燕京大學都不得不提。在美國籌集到250萬美元準備建設燕京大學後，當時的美國人並沒有拿著“不愛國”的帽子給司徒雷登扣上，表現得很平靜，相反有質疑的卻是中國人，他這樣回應當時中國人的質疑：“文明不是民族性的，而是世界性的。如果把各個民族的文明融為一體，就能夠加深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瞭解。”這樣的回答所透露出的對教育慈善和文明內涵的理解，真的值得我們反思。
　　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確實需要我們去踐行，但需明確的是，慈善是沒有國界的，與愛國不是一個等價命題，不捐款不等於說是賣國，即便是捐款了，也不能說就是愛國，判斷愛國不能僅憑藉一個行為，將愛國主義給符號化。不得不說的是，愛國也沒有一個量化的衡量標準，絕不能將自己的愛國標準強加到別人身上，在道德脅迫的基礎上，暴力解讀他人的行為，這樣的愛國主義有悖於其應有的自由內涵，是要不得的。
　　自媒體時代給了每個人一個表達的空間，但表達的前提是建立在價值觀理性的基礎上，但在現實當中總會出現輿論的泛道德現象，動輒對國人的捐助行為上綱上線，就足以證明在思想的維度上，國人還是過於情緒化。胡適曾說過，“寬容比自由更重要”，一個多元化的現代文明社會，最需要的就是寬容，而尊重他人的選擇自由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。
　　對待潘石屹的捐款，儘管其已經聲明受捐對象是中國貧困留學生，但即便是涵蓋的範圍更廣，我們也應該尊重和寬容這種行為。需明白，思想和觀點的正義性不是寄托在持有人數上，更不是放置於個人的道德標準之內來打量，狹隘的慈善觀需要糾偏，道德化的爭議必須要摒棄，與其爭論為何國人要捐助外國名校，還不如反思中國高校為何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捐款，相比較來講，後者顯然更重要。
　　文/張松超　　（原標題：質疑潘石屹捐款是種狹隘的慈善觀）